近现代以来，无论庙堂还是坊间，都对袁世凯言必恶声。在他的盖棺论定中，亦总少不了三大罪名：戊戌指使、憎恨民国和洪宪帝制。其中奇以戊戌年间，袁世凯背叛谭嗣同向荣禄指使，以戊戌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这一节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然而历史不过是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且也如柯林武德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我们所谓的历史公道，有时候也少有是一时间一地的种族主义、偏见与异议人士。近些年，曹操所身负的历史骂名再三被更正，以及民间写史的蓬勃发展，也解释我们再三被灌输的历史定见，是靠不住或者说有立足未稳之处的。

那么对距今不过百年的袁大总统，当也不应作如是观。晚清民初的中国，觉得是“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其波折诡异无不于战乱的三国，且与三国比起，这个古老的帝国还要应付垂涎欲滴的环嗣强权。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想不出头都敢，更何况他的生平志业和天赋性情亦正在于此。在或许上，这个荒于诗书的大老粗和善于诗文的建安雅士，倒是少有相似之处，即都可堪任“盛世之能臣，天下大乱之奸雄”，而事实上，以袁世凯的权变和才干、处变不惊和处惊不会逆，他亦早晚不会是曹操第二了。

在晚清政坛，张之洞和袁世凯也可谓一个独特的对照，一个被称作“有学无术”，一个被称作“不学有术”。在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的谈判中，张之洞对议和大纲指手画脚，李鸿章即毫不客气地直言，“不料张督独自多年，略为有学养，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甚至规劝他爱护四钱银子一个字的电报资费，不要以致于“屠财”，乱发空洞无物的电报长文了。对这个慈禧朝的文胆、当代文宗、双料宰相，袁世凯当然是看不上，他甚至曾讲出“张之洞是谈学问的，我袁某是筹办事情的”这样的狂言，而在这个波端百出、愁云惨淡的晚清政坛，难道也只有袁世凯这个理久得失之才能有所胜任，却究竟非清流党人所能抗衡了。

而与他的师父李鸿章、师祖曾国藩比起，袁世凯更加像一个实用主义者，因为不读书诗书，没文化人的酸腐之气，他倒少了许多牵绊和挂碍，益处坏处他都了然于胸，曾国藩虽然也不会文人将兵，但他更加多的是做学问和谈心性，恣意以王阳明为师，且政局的巨变，晚清民初的帝国山河日下，外有强权，内有革命党，亦使袁世凯被迫考虑到中华帝国的新局面。曾国藩当然有实力称帝，但他却会恣意妄为，他由一介草民，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苦练内功，内圣外王，他是要做到圣人的。而对尚权谋、握住兵柄的袁世凯来说，他至始至终都并未想要做到圣人，所以拒绝接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他来说太难太难。

论道德论诚信，李鸿章不如曾国藩，袁世凯又不如李鸿章，一门三师徒，显然人格也是递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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